所属分类：刑事与行政案件　　发布时间：2012/4/22　阅读：1515

   行为人因涉嫌行贿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，在侦查过程中，其又供述向他人行贿，经查证属实后，对这种揭发他人受贿行为如何具体运用刑罚处罚，实践中有不同观点。

　　第一种观点认为，该行为属于自首。行贿和受贿在法律上属于典型的对合犯。在对合犯的情形下，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实施，必须是在双方互相对应的行为下才能成立。行为人供述向他人行贿，是在主动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，他的供述必然涉及到相对一方的受贿犯罪行为，其性质属于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: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，以自首论。

　　第二种观点认为，该行为属于立功。只要有检举揭发第二人(不含共同犯罪)的犯罪事实，一旦属实，就应该认定为立功。行贿和受贿，根据刑法规定，属于不同的犯罪类型，不认为是共犯或不能以共犯论处。

　　第三种观点认为，该行为应认定为自首并立功。上述行为属于“余罪自首”。同时这种主动交代也揭发了自己的行贿对象，应认定为立功。

　　对于以上三种观点，学术界也多有争议。笔者试从立法本意和行为人主观认识方面谈一点看法。

　　自首和立功，是两个重要的从宽处罚情节，是党和国家惩治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、法律化，其立法及后来的司法解释，也是为了争取犯罪分子的大多数，感召、促进他们悔过自新，另一方面，也是节约司法资源，提高诉讼效率。同时，自首和立功作为刑法“刑罚具体运用”的规定，是行为人基于自身的认识所做出的行为。我国刑法规定的任何犯罪，都严格要求主客观的统一，对于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，争取从宽处理所做出的行为，也应该要求主客观的统一，这本身也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。

　　人的行为受其心理活动支配，犯罪嫌疑人在其犯罪后，想从宽处理而采取的相应行为也同样受其心理活动的支配，所以说，犯罪嫌疑人争取宽大处理所采取行为过程中的主观心理活动，应与犯罪构成要件一样(无非没有其那么复杂)，是自首、立功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。主观方面不同，构成自首或立功也不相同。行为人的主观认识，是其承担从宽情节的主观基础。

　　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，自首是犯罪以后自动投案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。在这里，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有关规定，为了宽大处理或其他目的，主动向有关机关供述“自己”的罪行。这个“自己”的罪行，在认识上，是自己亲自所做的，与他人关联不大。即便是共同犯罪或者是对合犯罪，所供述的行为也是以“自己的行为”为主，其他人的行为只是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印证而已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受贿人主动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接受其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，虽然也同时供出行贿人的行贿行为，经查证属实，对受贿人一般按自首处理，而鲜又按立功表现从轻处理的。但受贿人的揭发均涉及自己的罪行，所以不能认定为立功，与行贿人供述其他行贿行为系揭发他人受贿罪行有所不同。对于立功，刑法第68条明确规定:揭发他人犯罪行为，查证属实。这里强调的是:行为人揭发了“他人”的犯罪事实并查证属实，不论其揭发的他人犯罪与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否有关联，只要查证“他人的行为”属实即可。在认识上，行为人所供述的行为是以“他人的行为”为主，对于他人的行为显然也只是证人证言。同时，检举揭发，是自己主动进行的，不是在有关部门发现发觉的情况下才进行揭发的，其目的是为自己已经被查处的犯罪行为创造“从轻或者减轻”的情节。实践中，行贿人主动供述，如果不按“立功”来处理，而只认定“自首”，还有谁“引火烧身”?这会大大扼杀检举揭发者的立功热情，不利于受贿罪这一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职务犯罪的查处，也不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精神。

　　综上所述，行为人在对合性犯罪中的揭发行为，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，应该依据其主观认识来加以判断是自首还是立功。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识，只能依照其客观实施的具体活动及其有关的客观情况。司法实践上，行为人揭发对合性犯罪事实，应该通过行为人揭发行为的目的、动机，当时所处的条件，以及揭发行为的时间、地点、与对应人的关系，个人的一贯表现、事后的态度等等，综合所有事实，周密论证，加以判断。假如行为人是在检察机关查处其账目资金去向不明、承揽工程有猫腻等不利于其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在“不说难过关”的情况下，供述自己行贿他人的犯罪事实，应按自首处理。但如果行为人是为了使自己已经暴露的罪行得到“从轻或者减轻”处罚，主动供述司法机关并未掌握的行贿他人的犯罪事实，应按立功处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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